【摘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大制度设计。

所谓良知，即存诸人之内心的道德法庭，是个体在人格的意义上确立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的内在根据[42]（P44-50）。马克思说：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在康德看来，绝对命令是道德性的，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一切支配个体行为的意志所遵守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规律[17]（P60-65）。以上文提及的郑州电梯劝烟案为例，其一，基于价值理性，终审法院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前提）。司法的可接受性并非取决于司法技术，而是取决于司法过程的价值权衡和选择。恩格斯也认为：审判人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践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50]（P280）。第二，人文价值及其道德情景的认知和把握能力。

其一，司法的过程既是法律叙事过程，也是价值解释过程——司法过程中的价值解释须以法律叙事为载体，相应地，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叙事借由价值解释而被赋予意义。法官应当维护主流道德体系之荣辱观，这有助于激发人民过有德性生活、作道德人之信念。在道德哲学上的善恶所指的不是实体或实物，而是事物所具有的道德性质，或者说，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善的性质或恶的性质[14]（P68）。

其二，耻感是人民做道德人之酵素，是人民过有德性生活的持久驱动力，也是人民守规矩、服法判的心理要素。道德型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社会基本制度合乎正义准则，使得人们在实体性的普遍物中，在致力于这种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中，即在国家制度中，返回于自身并在其中统一起来[48]（P174）。同时，法官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有人在为法官做了本来应该由法官完成的事情[10]（P90）。在上文所引案例中，或多或少都运用了实质推理的方法，但以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纠纷案最具典型意义。

其三，司法裁判的效力既惩罚过往，也警示未来。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就是社会道义之于司法正义的支持力，即司法意识形态之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信服力。

以北雁云依诉某派出所拒绝办理户口登记案o为例，2009年，济南市民吕某给女儿起名为北雁云依，并以该名为女儿办理了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手续。但正如赫费所指出的那样：绝对命令专指道德性，但是内容上包括善德和法。司法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个案裁判应当符合司法的整体性目的。但在该案中，如果直接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那么法官就必须认定张某所持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并因此要做出支持张某诉请之裁判。

结论即裁判结果——基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同居关系所立的遗嘱，违背法的基本价值，不受法律保护。[13]（P9）社会秩序始于道德并优先于法律，道德是具有持久价值的调节方式。因此，培植个体道德良知构成整个司法伦理教育的基础——法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是以其道德良知以及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道德体验、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为基础的。但是，如果将《继承法》中遗嘱继承的有关规定、《婚姻法》中有关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相互承担义务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所保障的社会公德之规定三者做综合考量、衡平推理，则该遗嘱的效力就难以成立[38]（P22-24）。

在父子关系中植入孝道、赡养等道德义务。在独特的案件中法律常常不能做到公正。

一项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司法判决，无论其程序如何正当，都是非正义的。美国德性法理学派代表人物索伦认为：良善立法不能止于防止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保护权利，而是要致力于促进人类繁荣，使人类能够过上卓越的生活。

良好的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展示其内在的道德规定性。其二，社会道德人格塑造。《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22条对姓名权均无禁止性规定，原告为子女取名北雁云依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在制度正义教化和调适中，正义将外化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公民行动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就更具有实然价值了。在司法过程中，允许司法道德能力的作用，并非要削弱法律的功力，而是为了让法的适用获得社会伦理的支持和褒誉。这就意味着，除非司法裁判能够激发人民的羞耻感，即激发人民做道德人的荣誉感，否则，司法裁判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殊难兑现。

第三，法官选择适用的法律与被弃用之法律之间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为此，法官在法律适用范围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联想，即从与《继承法》密切关联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寻找德性条款。

其一，以于欢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其二，以张某等诉杨某继承纠纷案o为例，该案涉及三个基本法律关系，一是原被告即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二是原告即遗嘱继承人张某与遗嘱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三是被告人杨某与遗产所有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

由于价值乃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司法过程中的价值认知和把握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能力。由于愿望、恐惧或其他动机，对象必须有做的意向[21]（P65）。

所谓社会道义，就是社会主流道德之义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范畴。依《物权法》第7条之规定，原告要求父母将所占房屋份额转让于己的诉求与善良风俗、传统美德不符，依法不予支持o。这些抽象的范畴必须借助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系统，方有可能具象化，并因此而成为道德实践中的行为示范。二审法院依法受理当事人上诉后，将涉案行为合乎情理地回置于行为发生之时的特定情境，以暴力逼债、辱母、限制人身自由等客观事实为基础，将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推定为正当防卫。

司法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司法的道德价值导向是两个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范畴。藉此，法院作出了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终审判决，成功地捍卫并弘扬了于欢涉案行为所承载的人伦价值。

在张永焕持刀的情况下，朱振彪应属防范自卫举动，并始终与张永焕保持一定距离，未危及张永焕的人身安全。法院审理认为，涉案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和劝告违法者投案，因此其性质属于见义勇为。

其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维护意识，它必须要保持国家政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社会的稳定[25]（P116-119）。[6]（P350-351）因此，在特定案件中，法官如果机械地依据法律条文作出裁判，很可能会背离规范原意，抵触正义的要求[7]（P2）。

但是，在现代社会，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价值冲突，司法的公正价值取向能否囊括人类所有道德价值取向尚且存疑，为此，在司法伦理中引入关怀价值取向不失为一项建设性选项。但在不同性质案件的审理中，因果论证的方法及其在归责中的权重有所不同。一个健康并运行良好的司法规范体系及其所衍生的司法秩序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相应的道德性规范或秩序。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的道德能力，即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道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

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家园，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规定性隐含在其规范性功能之中。

基于这种责任，法官应当尊重并支持那些现存的、为民众所共信共守的是非标准以及由此所支撑的道德秩序。麦金太尔在谈到正义问题时曾说过：正义只有对具有正义感的人才有意义，必须在正义及正义感之间建立关键性的联系。

除了这种维度之外，法律还必须对人们的德性和人类的繁荣保持合理的道德关注。正是这种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生活秩序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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