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国家权力配置赋予特定机关对法律实施进行必要监督的权力，才能实现权力制约与平衡。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职权，目的在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因此可以说，权力运行的效应是双重的，它既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也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4)。(7)因此，人大作为权力机关需要对监察委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使其在合理界限内行使权力。有关文件和试点地区给出的思路是，从人大监督、自我监督、社会监督三个方面人手，确保监察体制改革运行在法治轨道上(3)。可见，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机构身份对监察委进行监督，但监察委以机构身份对人大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是代表人们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代表开展监督。虽然监察法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但亦明确监察委的监察对象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的公务员。

基于其国家属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或者司法监督机关，而是一种以专门的监督形式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机关(24)。实践中，与监察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年在党代会上作年度工作报告。另一方面，真正深层次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调整，是权利—权力关系的重构，触及宪法关系的变革，最终需要在宪法上得以体现，获得宪法确认和保障。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分配。宪法的功能也从被动确认改革成果逐渐发展为能动规范改革进程。改革与宪法的关系，实质上是政治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八二宪法是带着改革胎记出生的，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

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在历史三峡激荡的岁月调和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不断激发着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智慧，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动力源泉。

这期间，邓小平的几篇重要讲话，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准确捕捉到了当时制约经济改革的核心政治体制问题，为改革过去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可以预见，一个相对稳定的宪法时代即将到来。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树立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实施，而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亦要求改革的有序进行。个中缘由，固然与八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价值与规范供给不足有关，但经过五次宪法修改之后，套用高全喜教授的话说，‘八二宪法及其内蕴的改革精神已经初步将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纳入其中，为长期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理论与宪政体制的结构性成熟定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甚至为包括大陆、港澳台在内的完整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宪制成熟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学术界为阐释改革与宪法的这种冲突，曾做过不同的努力，从不同侧面解释改革中的宪法现象，处理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渐次形成无形修改、良性违宪、不成文宪法和政治宪法学等理论学说，达成这是一部改革宪法的学术主张。三个代表的提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思路。这就意味着，作为改革产物的八二宪法，不断追叙改革成果，但同时也显示其权威性的一面，具有引领改革方向的面向。一方面是解决已有改革的合宪性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当原有规范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束缚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运行时，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从宪法上清除相应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良性违宪论的出现和不成文宪法的论说，都是为规范未能涵摄现实提供正当性依据。八二宪法则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启动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并旨在通过全面修宪，为这一历史性转变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都已成为国家根本法，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已上升为宪法规定，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需要重新确定改革与宪法的关系，把严格落实宪法的规定，用宪法规范改革作为回应改革的基本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首个宪法日专门强调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地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这应成为未来法治建设的着力点和主要任务。

我国初期阶段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和寻找出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回应着改革的需要和挑战，逐渐呈现出确认改革成果、引领改革方向和规范改革进程的多样性。简言之，在推进改革中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脱离法治轨道的改革势必对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侵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需要协调二者关系，确保平衡推进。二者存在紧张关系，但在一定时期内又需要并肩同行，互相支撑。

改革与宪法存在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矛盾对立。八二宪法制定之初就是对当时已经明确下来的改革实践予以确认，同时也带有当时对改革认识的局限性。

五、宪法规范改革的具体举措 以宪法规范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全过程实施宪法，树立宪法在改革中的权威，通过宪法监督、防范和限制违宪的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应当说，宪法权威已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以宪法规范改革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尽管之前的三部宪法都用了不短的篇幅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但并没有明确表述宪法的宗旨。宪法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就是改革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2018年，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八二宪法迎来了历史上最为显著的一次大修，增加了21条修正案，以为回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解放，为八二宪法的制定奠定了政治基础。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了改革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意味着改革不是固守社会主义教条，更非亦步亦趋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而是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从事实上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构成了我国40多年来的根本法，而宪法文本又是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记录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想破解发展难题，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明确规定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国宪法的一大特色。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举措并举。

因此，宪法就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用修改的方式确认改革，回应改革，而是要引领改革，规范改革。尤其是逐步完善与国家法律并行不悖的党内法规体系，能够规范在政治上代表人民行使决断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为政治实力提供规范闭环，防止任何推动改革的力量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八二宪法为改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宪法解释已经能够容纳改革的需要。自1982年宪法通过以来，直到2018年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

简言之，八二宪法本身就是改革的集大成者，是党和国家调整方向，着手启动改革之后的产物。毕竟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就已经能够为革命宪法提供基础，记载（塑造）革命事实就是革命宪法的宗旨。

这成了宪法修改的原则。《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序幕。

举国上下受到改革精神的感召，敢于试验，不断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丰富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更深理解。包括各行各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成为统一战线的新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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